这是在中国一个逐渐成型，但还没被社会关注到的群体。这群体都是些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。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郊区的农民房，或是城里生活属于低档次的“城中村”。

北京《格言》杂志编辑李东辉，是一名较幸运的80后，他告诉笔者，其实这群体与社会无法协调还有着多样复杂的因素。但最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想流连北京，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。

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，只不过“留在首都”的意志牵涉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，这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必然心态。更何况，在地方上只要有门路有关系，不管学习多烂都能被家里人安排到好单位，而没有关系的学生就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，有时还争不到。既然都是窘境，流连北京，机会还多些。

 对群体的命运深入反思

 他们不是普通的“新游民”，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作“新失业群体”。

 2000年的高校大幅度扩招，使得每年毕业生人数激增，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。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，但用人单位却不断抬高门槛。加上多数高校所设置的学科其实没跟上新市场需要，因此这一群体所受挫折也就更多。他们目睹更多繁华与破败的对比，也体验过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。

 尤其当群居一处时，他们更容易在相处中发觉大家的处境并非个案，不免就会对自身群体的命运与境遇进行更深入反思。这些人都有学识，有文化，有独立的价值判断，他们也渴望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。

 会变成新游民阶层吗？

 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群体。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群体里很多就是所谓“网络暴民”的主要构成者。张教授说，“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，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。”

 大批的辍学生，失业的大、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，并成为一种新的游民阶层，这绝对是个不可忽略的严峻现实。

 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“游民”来形容这个群体，更指出说，“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，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。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，也回不到土地去。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，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，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。”(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)